到现在为止遇见过最会沟通的人之一就是我的PhD导师。一位白人女性，70年代生人，已婚，有两个女儿。十几年前她老公在另外一所知名技校读完PhD以后到我们学校来当教授，她就一起过来和在我们专业开始读PhD，师从某social computing/ed tech大牛。几年后PhD毕业，留下来当了教授。从她开始读博起，十几年一晃而过，她的两个小孩也从抱在手里变成了大学freshman。

        导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。首先她是一个很典型的美国白人，但不是那种典型的讨人厌的美国白人，而更偏向美国白人知识分子中比较接地气的那一拨。就是，of course she will swear in front of us，然后偶尔也会露出略显小女孩般天真的表情。比如上次给她解释起阿胶和燕窝，她说：“This is amazing! I guess Americans also eat all kinds of stuff that they probably don’t realize…” 对。也是很典型的美国人说话方式：基本上永远都是先肯定你，然后再客气委婉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，也许最后还会再小小地肯定你一下（三明治表达法）。这么一看导师的沟通能力好像和普通美国人没有区别。也许确实没有吧，也许是导师在的这个恶劣环境反衬出了她的自然。恶劣环境指的就是学术界了，一个80%以上的人都有ego且ego还不小的地方。

         所以导师的特点就是她的ego不大（但不代表她没有opinion）。比如说，她觉得如果我是写paper的话，那么到头来还是我自己的事，虽然每次她给我改paper总是从头到尾改，不合适的用词和语序全都纠正，还要把语法错误都清理干净。但她仍然会说：“You don’t have to accept all my comments [for your paper]. Feel free to reject them and only use the ones you think are okay.” 和另外一些教授会说出来的话形成鲜明对比：“If you don’t want to write the paper, I can write it, but you’ll still be the first author.”（我心里默默骂：什么鬼。）所以导师是个负责任的人，但是也依然懂得把握分寸。除此之外，我观察她和其他人沟通的情况，能发现她有些沟通技巧很有讲究。比如有时候PI们一起开会，她在里面算junior的，另有一个老白男总是不满意她的意见。那么她当然也会confront，一般依然是先让一步（肯定对方说的话），但是接下来马上就会很坚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且用词强硬。虽然语气听起来柔和，但是很明显是站定了不准备往后退的姿态。对方如果依然不听，她会另外在私下里和其他几个PI单独沟通，待自己的阵营里人多的以后，另外这个人自然也就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了。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，相信她还遇到过更加棘手的情况，毕竟学术圈里的人脾气都大着呢。

        除了会肯定、懂坚持，导师也明白该在什么时候闭嘴保持沉默，也是学术圈很多人不懂的道理。比如说，除了上面这个老白男，我从来没听她说过任何一个别的同事的不好（相反，倒是有很多其他教授觉得她水平不行。谁的人品如何，可见一斑）。之前另外有一个教授要走，她跟我说起这件事，还要强调好几遍，和学校是没有关系的，是对方那个教授的个人决定。也许很多人会说她装样子，但是在一个本来就很复杂的、大家都喜欢勾心斗角的环境下，能够保持住定力不火上浇油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在自己的学生面前，对方明明是自己最可以轻松施压的对象，她还是能守住那条线，知道分寸在哪，什么能说什么坚决不能说，的确是给我个人起到了榜样的作用。学术界本来不是什么纯洁无瑕的环境，不过有她这样的教授在，我作为一个学生，内心多少有些安慰。

        有些人会沟通是因为他们懂得技巧，导师会沟通是因为她不仅懂得技巧而且也相信背后的道理。我猜她会认为自己和你、我、任何别的人在本质上无甚不同，所以她不会处于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，不到万不得已也不给人带来压迫感。换句话说，她所表达出来的平等是因为她从内心里就是这么相信的，而不是“为了让你觉得平等所以显得很平等的样子”。自然而然，她对我们这些学生也就很有耐心——不自视天才，也就能明白普通人的难处。从她的背景也能看出，她不是那种一路光环傍身的天才少女，那些小学中学大学博士一直名校毕业拿各种奖的——她确实不是那种人。她来读博士的时候已经30多岁了，一边带两个小孩还要一边学习这些她完全不懂的编程知识（她本科专业是Fine arts），所以我想正是因为她自己也是很艰难才走过来，当然不会觉得其他人都是懒惰不努力的傻逼白痴。

         其实我并不是一开始念PhD就跟着她，而是到第二年结束才成为她的学生。直到现在，每每想起这个决定，心里都无比庆幸。撇开其他那些现实因素不说，换了导师以后我才明白“啊，原来教授也可以这么正常的，也可以这么不intense不情绪化的呀。” 如果没有换导师，我应该就会觉得学术界就是个有毒的环境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也一定不会考虑未来当教授的选项。

        很多时候人做选择会用排除法，先把那些自己不能接受的选项排除掉再考虑剩下的选项。但排除法有它的缺陷，就是剩下来的也仍然可能一样都不喜欢——因为只能排除掉自己不想要的，而不是发现自己想要的。找到那个可以自信说“yes!”的答案并不容易，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看看身边有没有什么正面的例子。导师给我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例子、一个相对健康的alternative。为此我十分感激。